何厌之有是什么句式__姜氏何厌之有是什么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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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睡前实在没有放松的书看,就看起了《古文观止》,相对来说不烧脑,看了可以安然入睡。开篇是《左传》的名篇,中学时都学过,虽然文字意思早就熟稔了,其中隐含的褒贬也都是考点,但是再读时发现竟是学了个寂寞。千年经典地位不变,其丰富内涵真的不是初学者可以学得到的,再加上古代大儒们的注解,真是有趣的很。其中牵涉三纲五常的价值观,以此来论是非评贵贱现代已经多不能接受,就想着我也做个解吧,和古人辩辩是非,打打嘴仗。

《左传》依《春秋》纲目而写成,属于春秋三传之一;《春秋》则由孔子修订而成,其用语极简,绝不做多余的描写和铺陈,甚至至关重要的观点也隐含在行文用字的规律上,所谓“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这也让后世有了更广阔的的解读空间,恰似宗教里一部经,简单几个字可以有无限的内涵解读,当然,按照文本产生时代对“经”的普遍理解,《春秋》本身就是一部经,是儒家六经之一,也是后来的十三经之一。所以,在那个全世界惊现的文化高峰时期,所有思想流派可能都有这样高度浓缩的特点,而后来儒家对中国人思想的统治,也称为宗教一样的存在,所以也称作“儒教”。

儒教是深入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存在,这种普遍性和渗透性更胜过一切宗教。这些经典滋养了后世的读书人,其思想内涵也成为了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历代大儒对这些经典的批注作解成为这种价值观和思想信念不断强化、解读和传播的一种独特方式,恰似一个慢悠悠而来的老者,向我们宣讲几千年积淀的政治、人文思想内涵,正如今天的主流媒体一般。

言外之意

《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就题目而言,已经隐含了史家的铁笔直断,郑庄公被称为郑伯,看似荒谬,其实就是省去了一大堆文字说:“此人德不配位”。古人读到这里,就明白其中用意了,下面的阅读便带着预设去发现问题,看看这郑庄公是如何德不配位的。《古文观止》总结了这些注解,并用最明了的方式编辑了起来。

文章首先讲了郑庄公寤生惊了母亲的架,所以生来不被母亲待见,母亲对他的态度用一“恶”字,实在也不是一个母亲该对孩子有的态度。取名也草率,就叫寤生。从小不被怜爱的孩子最怕母亲再有所出,自己就更没了地位。当然,古代也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再生孩子也是必然的,最头疼的还是生了个弟弟,叫段。所以,寤生的嫡长子风光被抢光占尽,连立储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是极力向郑武公进谏立小儿子段。在周礼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种分明不合礼法的事情,郑武公不会因为妻子的好恶而做出大的变动,依然立了寤生为储。

纵然前面有这样的伏笔,礼教道德观之下的史家笔法也是毫不留情地用道德的大旗拷问了即位后的寤生——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后,母亲依然心向着小儿子,一路支持小儿子夺权。先是以母亲的身份为小儿子请封险要之地“制”为封邑,郑庄公拒绝了,但同意除了此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然后,母亲就挑了京城给小儿子,郑庄公赐弟弟段以“京城大叔”的封号,大读泰,在古代的称谓中是高贵地位的标志,此时这个称谓在一众兄弟中显然已经在抬高段的身份了。段的身份还彰显在封地的大小上,段的都城已过百雉,不合礼法规定,依然超出了其该有的封地大小。

到此,文章仅仅才说到郑庄公尽量顺着母亲的意思给了弟弟最好的待遇,古人的注解就尽是阴谋论,认为庄公步步为弟弟布局,只为等到弟弟犯错时一举除之。礼教观念下的学者们认为,从拒绝以制为封地开始,就是怕弟弟封邑地处险要不好除之。这一点确实是有根据,正常的统治者思路,险要之地属军事驻守的便利条件,确实不宜封分。但是,是不是存心要除掉弟弟,也不能以此而论,只能说做了最基本的防守吧。然后,古人的解读就开始越走越“意气用事”了。郑庄公顺着母亲的意思选择了最大的京城作为弟弟的封邑也是阴谋,因为“邑大可以养骄”,这就是为后面抓住弟弟的错处以除之做准备。赐以京城大叔的封号也是同理,“张大其名,所以张大其心也”。要我说,郑庄公这计谋赌的也太悬了,哪个王子不想被这样的计谋算计?

这段解读在今天看来确实是牵强附会,一个王权的稳固,必然是要在敌对势力最弱小的时候及时打压,哪里有故意给予封地和权势而养其骄的?只有相信礼法可以大过一切的儒生,才能相信以礼夺权的有效性吧?但在权力面前,永远都是实力说了算的。周朝在周礼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然分崩离析,不过就是诸侯国的强大和中央政权的衰弱罢了。礼,这个时候就不管用了。当然,根据题目的立场来看,这些解读对左公的原意是没有曲解的,歪曲的是今天的价值观与古人的不同,也是今天我们以史为鉴的经验之谈。

当然,这些不是今天我们才有的经验之谈,在郑庄公时代,也是有定论的,所以,有大臣进谏郑庄公要注意这个问题:“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郑庄公无奈地说道:“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段古人的注解就更有趣了,一边嘲笑进谏的大臣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郑庄公的阴谋,一边说郑庄公心思深重,一个“毙”字尽显毒辣,一个“待”字尽显阴谋实质。

不可否认,解读依然是符合原文意思的,却进一步展现了古人在礼教道德观念下的逻辑矛盾。郑庄公与自己的贴心大臣还打哑谜?明明君臣的目的一样,却还要隐瞒自己的阴谋?再说,一个君主没有了大臣的佐助,还能搞什么阴谋?他就可以这样大胆地背着大臣们养虎为患?没看见大臣说的“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古人相信郑庄公阴谋的高明和对自己算无遗策的自信,却不信郑庄公行为逻辑上的矛盾暴露了智商。????????????????????????????????????????????????

随后,京城大叔段果然更进一步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开始让京城西北两地的边邑归属自己。评注说“果行不义也”,似乎是肯定郑庄公的阴谋得逞了。面对段的不臣之举,又有公子吕进谏郑庄公“国不堪贰”,并且言辞激烈地说:要是你打算把国家给段,那我请求去为他效力;要是不打算给段,请除掉他,免得民心生乱。这个时候,辅佐郑庄公的臣子们已经非常担忧了。郑庄公说:“无庸,将自及”。在郑庄公的毫无反应之下,京城大叔段越发的肆无忌惮,马上又收了两个城为自己的邑。大臣又跳出来谏郑庄公,说京城大叔段“厚将得众”。谁知道郑庄公还是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不以,不暱,厚将崩”。

这里描写的郑庄公的反应确实是淡定了些,看起来是想依靠礼制相信的“天道”来治理国家,但是在古人的解读中,却是说郑庄公以“天道”设陷阱,让弟弟段越发的错上加错,最后等错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彻底除掉。我看到这样的评注,心中总是捏一把汗,这书也只能是事后写成事后评了,若当时记载当时评注,谁敢放言这是阴谋?万一段的实力够强了,一举把郑庄公灭了呢?那又算是谁的阴谋谁的错呢?为保护王权,先把王权和自身性命放在最危险的境地,很难让人相信这个阴谋的成立。

郑庄公与弟弟的故事顺其自然发展到京城大叔段开始扩张兵力,起兵造反,住在宫中的母亲是段的内应。左公笔下,郑庄公依然泰然处之,只一句“可矣”就呼应了前文的阴谋论,代表了一切在郑庄公掌控之内。果然郑庄公成功“克段于鄢”,“大叔出奔共”,从此被叫做共叔段。

郑庄公从始至终对弟弟的越矩行为保持容忍和淡定,左公的这种写法,在后来的读书人看来,就是阴谋的表现手法。郑庄公为弟弟设下了这个不断扩张实力的陷阱,所以对他一步步地做超越自己身份的事情视而不见。这种解读很难说是客观的,更大概率上像是带着成见的。但这种成见,也不是解读者造成的,左公做书时就已经有了,若说后面的行文今天已经很难理解左公埋下的言外之意了,那么题目就是最直接有力的证明,这就是史家笔法的直接评判。

意外之言

虽然左公对郑庄公母亲和弟弟的背叛都有书写,但在古人看来,最后的赢家郑庄公在道德上具有巨大的缺陷,他没有在母亲和弟弟犯小错误、小贪心的时候阻止、劝解,却“特意”等到铸成大错再一举除之,是非常不光彩的做法。这种特意等别人犯大错的行为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有点荒谬,万一弟弟段是个高手,不犯大错,郑国是不是要一直有两个国君一般的存在呢?再如果,段等到实力强大,庄公已经无力制衡了,是不是就乖乖让出王权或者经过斗争后选个死法?瞧,在文本书写本身就已经有了褒贬的情况下,逻辑依然无法成立。就算逻辑成立,我觉得郑庄公的做法依然能够被理解,毕竟王权之争也不是仅仅郑庄公一人有这种心思。

王权之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母亲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正统王权,要心爱的小儿子替代大儿子,这是不给大儿子活路。在母子关系这么糟糕的情况下,郑庄公有机会和有可能在母亲协助段“犯小错误”的时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吗?况且,根据前文书写,由于母亲的做法,母子兄弟之间估计也没多少温情可言,没有情的亲人,在觊觎自己的王权时,也是三言两语能阻止得了的?

就人情世故而言,郑庄公确实可以在很早就开始制衡段,但是郑庄公没有,这在今天看来只能是为了母子关系的和谐而做出的退让。因为母亲最后做出帮助小儿子反叛这样极端的事情,郑庄公依然无法真正割舍这份亲情,倒是母亲说出了“黄泉下再见”的毒誓。但是郑庄公还是为了见到母亲,挖了一个黄泉。不得不说,这是很感人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生家庭的和解,这场和解关键就在于儿子对母亲的无条件原谅和包容。根据郑庄公对母亲的感情,前文若作阴谋论不但逻辑上不成立,连感情上也不成立了。

那么,问题来了,郑庄公被称郑伯,全文暗戳戳地暗示他为兄不仁,等待弟弟铸成大错,前半部分还为子不孝称母为“姜氏”,加上历代大儒的注解,全文的阴谋书写似乎成为皇权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解读,这种具有明显导向的解读仅仅是因为他为子不孝、为兄不仁吗?郑庄公最后与母亲的和解,显然又是一曲孝子的赞歌,那么能立住脚的就是与弟弟的王权之争中没有在早期就打压弟弟,以至于让弟弟铸成大错。

王权时代,诸位争夺是家常事,其中阴谋阳谋的也不算什么大事,况且,做出越矩行为的人居然没有受到谴责,却全力谴责一个纵容弟弟的国君,对弟弟的纵容和弟弟要犯错,其中联系实在牵强,即便有联系,那也是弟弟自己的问题,责任又怎能落在哥哥头上?就算是哥哥的责任,作为正统王权的继承者,对于觊觎王权者使用阴谋除掉,这在古代王权时代是家常事,根本不足以成为史书铁笔定论的依据,更何况还能让后世的读书人统一以阴谋论解读。

在古代稀松平常的储位争夺战中,为什么独独郑庄公受到这样特别的待遇,答案在后面的故事中慢慢地露出水面。读中国的史书真是有趣的很,你永远看不到真实的历史,却无比真实地看到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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