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之后,大屠杀就不再重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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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之后,大屠杀就不再重演了吗?

法国作家让·哈茨菲尔德与他的新书《与屠刀为邻》(龙云、孙旋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资料图/图)

纳粹德国的惨痛历史给人类留下了许多无解的问题:为什么纳粹刽子手会毒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呢?为什么平时和睦相处的邻居会砍杀无冤无仇的邻居呢?自1960年代汉娜·阿伦特发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思想界。阿伦特认为,纳粹刽子手艾希曼之所以盲目执行上级交代的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是因为他缺乏道德反思能力(thoughtlessness)。她把这种缺乏道德反思能力而犯罪的现象称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但是,阿伦特之后的许多研究表明,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艾希曼并不是缺乏是非判断能力的人。恰恰相反,在他的世界观里,他明确地认为,纳粹主义是正确的,反犹主义是对的。这是他经过清晰的思考和冷静的判断得出的荒唐结论。正是如此,他从德国流亡阿根廷后依旧念念不忘纳粹主义,并且反复向人炫耀他的大屠杀经历。这样一个人,我们能说他只是一味盲目服从纳粹命令,而没有经过一番道德思考吗?

阿伦特聚焦于内部因素,从而把罪恶追溯到缺乏道德反思能力的内在个体。而津巴多则聚焦于外部因素,他认为外在的情境扭曲了人性。在《路西法效应》(北京三联,2015)一书中,津巴多通过分析自行设计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反思了好人为何会作恶的问题。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穿上了狱警的制服,竟然像变了个人一样,对扮演囚犯的另一批高材生施加了恐吓与暴力。这是怎么回事呢?津巴多主张,监狱的特殊情境扭曲了他们的本性。但是,津巴多的解释恐怕只有部分说服力。同样以艾希曼为例,艾希曼流亡异国他乡后,实际上已经离开了纳粹主义情境。但是,他依旧沉迷于纳粹主义思想,幻想有朝一日回到德国,重新复兴纳粹主义。艾希曼并没有完全受制于纳粹主义情境。相反,他有高度独立的个体反思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完全脱离内部因素的外部解释也不是万能的。

综合这两种视角,我倾向于认为,每一种解释都是有效的,但每一种解释都是有限的。普通人盲目服从命令而作恶并不一定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一种更加接近现实复杂性的解释是,它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纵然阿伦特的内部解释无法有效解释艾希曼的案例,但却能够广泛解释艾希曼以外的许多平庸之恶现象。即便津巴多的外部解释也无法有效解释艾希曼这个个案,但是他的理论模型却可以用来反思艾希曼之外的路西法效应。

中文版《与屠刀为邻》是哈茨菲尔德的“卢旺达大屠杀三部曲”《赤裸生命》、《屠刀一季》和《羚羊战略》三合一而成的作品。每一个普通人或许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并且边阅读边反思:如果我是里面的刽子手,我会不会杀人?作者的厉害之处是,他不仅采访了大屠杀的幸存者,还采访了大屠杀的刽子手。这些珍重的口述史料以双重视角向世人展示了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恐怖记忆。这部著作更加侧重的是呈现一手资料,而不是对一手资料的分析。因此,这部著作本身并没有提供一种解释模型。

但是,从这些一手材料中,我们却可以勾勒出另一种解释模型,那就是“以理杀人”。以理杀人也是一种内部视角解释,注重的是刽子手的思想。但是这种解释跟阿伦特的不同。阿伦特认为,凶手杀人是因为凶手缺乏道德反思能力,也就是没有思想。而在我看来,凶手杀人并不是没有思想,也不是没有道德反思能力。恰恰相反,凶手有思想,也有道德反思能力。正是如此,艾希曼和卢旺达大屠杀都不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不是未加反思而盲目服从命令的罪恶,而是深思熟虑的罪恶,是经过缜密思考且精心计划的罪恶。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胡图族人在3个多月时间里杀害了将近80—100万图西族人。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约有5.9万图西族人的小镇就被屠杀了将近5万人。(第3页)更加恐怖的是,这是一场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种族大屠杀。他们平时都是一块喝酒一起说笑的朋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昨天,他们还相约到小酒馆里喝酒,开开玩笑,谈天说地。见面时,他们还友善地互相打招呼,嘘寒问暖,吹吹牛皮。今天,他们就挥起砍刀,毫不留情地砍向邻居和朋友们的脑袋。而且,他们杀人后的反应令人瞠目结舌:“用枪杀人就像做游戏一样”(第189),“有一种让人放松的愉悦”(第190页),“觉得很刺激,好像是一种出乎意料的消遣”(第191页)。这样匪夷所思的错乱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刽子手的说辞部分解释了这个现象。这些胡图族刽子手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新闻媒体的宣传都一遍遍地向他们幼小的心灵灌输这样的思想:图西族人都是蟑螂,是社会害虫,是应该被彻底消灭的敌对势力。一位民兵负责人说:“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听到历史课本和广播节目中谈论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严重问题,可是我和图西人天天来往,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第327页)他还反思道:“我们被教育要绝对服从、要仇恨,我们被灌输了各种口号,我们是不幸的一代。”(332页)他们跟图西族邻居和朋友没有私人恩怨,因此他们平时照样可以跟图西族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但是,他们对整个图西族却似乎有深仇大恨,他们对图西这个种族恨得咬牙切齿,并且认为他们人生的不幸都是图西族造成的。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教育之下,他们形成了两极对立的道德观念:胡图族人是好人,而图西族人是坏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是应该被消灭的蟑螂。因此,当刽子手讲述他们的动机的时候,他们会说“所有人都被雇来做同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蟑螂。”(第181页)“我们知道,自己的图西族邻居没有什么错,但我们觉得,我们一直以来的麻烦,就是整个图西族的错。……我们就是这样思考并杀掉他们的。”(第283页)“1991年……军方的报纸就指出,图西人天生就是胡图人的敌人,应当彻底地消灭他们。”(第337页)

大屠杀之后,大屠杀就不再重演了吗?答案恐怕不容乐观。就像胡图族人反复灌输人们仇恨图西族人一样,这个群体可能是少数群体,也可能是外国人,而人们跟现实生活中所认识的那个群体中的人没有丝毫私人恩怨,甚至一生都没有见过那个群体中的人,那么,人们就要当心了,这可能是下一次屠杀的思想根源。一位幸存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也不相信有些人说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经历这么严重的暴行了。大屠杀这种事只要发生过一次,如果根源还在,而且我们不了解根源是什么,将来不管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卢旺达还是在别处,就还会再次发生。”(第23-24页)

马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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