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指点的话语，感谢指点的话语怎么说？

范绍增，四川大竹县人，生于1894年。他自小不爱读书，却喜欢到茶馆里听评书，《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故事烂熟于心。他还混迹赌场，整夜不归，传说其祖父一怒之下要将他活埋，被伯父救下。

范绍增13岁那年出走，在渠县认识了礼字辈袍哥大爷张作林，后当上张家总管，从此与袍哥结缘。张作林死后，范绍增接班，也成了袍哥大爷。接下去三年期间，他就拥有了七八百人、四五百支枪的土匪队伍。

军阀时期的范绍增，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川军师长，又是袍哥大爷。他的相貌憨厚，看上去有些傻样，四川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范哈儿”。

其实，他是“扮猪吃老虎”。他的智慧和魅力不是其他小军阀所能比肩的。现今许多人都知道他娶了四十多个老婆，而且个个善待之，也知道他在川军一会儿投靠杨森，一会儿投奔刘湘，而且不曾吃什么亏。前者能说明他的魅力，在范庄大屋里和睦相处；后者能说明他的智慧，在复杂局势下左右逢源。

他能成为川军抗战名将，后能反蒋起义，安享晚年不是偶然的。他是大智若愚的典型！

范绍增照片及漫画

范绍增结交杜月笙

1930年底，川军师长范绍增不远千里，派人从四川给杜月笙送去了200担川产土烟。为何要送重礼给上海的青帮大亨？

1925年，范绍增在四川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时，和杜月笙开始往来。范绍增知道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而杜也知道范是四川袍哥大爷。杜月笙利用这一关系，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范，请范帮助在他的万县防区内收购土烟。范绍增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范绍增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杜月笙介绍他的同门兄弟陈坤元到他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烟土加工厂，请范给以保护。

1929年，范绍增初次去上海，杜月笙不但盛情接待，全程提供吃喝玩乐，而且俩人还互换庚帖，结为异姓兄弟。

1933年，范绍增率部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作战时负了重伤。杜月笙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派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范去上海就医，送范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治好了负伤的右臂。

抗战期间，杜月笙到了重庆，和范绍增经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范住在上海，他的二女儿杜美霞拜做了范的干女儿。

当时在四川的大小军阀，给养部队的重要来源是征烟土税和贩卖土烟（烟土与土烟含义不同）。当局鼓励农民种植罌粟，征收“窝税”。农民不种也不强迫，但要交“懒税”。罌粟比种别的庄稼都挣钱，所以那时四川遍地是罌粟花。

范绍增也不例外，在他辖地里，征税和贩运土烟是其获得财源的重要途径。

上海是鸦片集散地，范绍增的目光自然盯向那里。如果说，当时在四川的土烟收购价每两是五毛钱，那么到上海的卖出价就是5元，涨10倍。运输成本虽然高，贩卖者仍能取得巨额利润。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范绍增的脑袋何等灵活。他利用帮会地位托人请杜月笙帮忙，请杜月笙帮他推销土烟。

杜月笙是青帮大亨，可以在上海滩横着走。青红帮是一家（那个时期，青帮红帮相互交织，袍哥是红帮在四川的称呼）。杜月笙愿意交这个朋友，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销范师长的货，效果自然很是不错。

范绍增的土烟销量有了保证，杜月笙在帮他过程中，也从未提出拿推销费之类的要求，这使他感动之余，思量着须重重回报一下。

于是，范绍增收购了200担质量上乘的土烟，千里迢迢给杜月笙送到了上海。200担土烟，范绍增只花了14万元，但运到上海就立马身价大增，价值百万元以上。

考虑到200担土烟运出四川，需要缴纳特税24万元，范绍增很是肉痛，就找到了省财政处长刘航琛，请他通融。刘航琛转身去做了四川王刘湘的工作。刘湘早已闻知杜月笙的名声在外，就卖了这个人情，免掉了那24万元特税。

范绍增土烟顺利地送到杜月笙那里。所以可以说，两个未曾谋面的帮会老大，结为至交的媒介是土烟。

1931年2月，四川两大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为抢地盘，公开决裂。刘湘打败杨森时候，收编了范绍增所部。刘文辉实力不如刘湘，就心生一计，暗地里派人给范绍增送去了50万元，请他倒戈。

范师长高高兴兴收了钱，连夜跑去向刘湘报告:“收到刘文辉50万大洋，请示军长如何处置?”

刘湘乐了，觉得范傻的可爱。刘湘却也不放心再让他参与同刘文辉的战斗，就说:“你不是爱玩儿吗? 出去玩儿一趟吧！”

范绍增一听也乐了，上海十里洋场繁华似锦，给他留下怎么也忘不掉的印象。对，就去那里玩，也好看看好友杜月笙。

范绍增又一次来到上海，杜月笙照例热情地招待了他。当日便为他办了隆重的接风酒宴，陪同的是帮会的头面人物和当地政要，个个都给范敬酒，给足范师长面子，范哈儿高兴得大笑不断。宴间，杜月笙还专门为他削了一只梨子，使范深感其情。

中年杜月笙

范绍增替杜月笙转送一张支票，赚了100万

上海沦陷，杜月笙到了香港，人地不熟，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就把赚钱的目光盯在土烟生意上。1939年，他和戴笠勾结，成立了港济公司，由戴笠负责土烟护送出口，他的门生顾嘉棠负责从西南收购土烟，他自己在香港推销。

香港的大烟贩们听到风声，便争先恐后地向杜订货，短短几天，杜就拿到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款。那些烟贩很相信杜月笙，知道他是“通了天”的。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顺当，香港烟贩们苦苦等了一年多，仍不见烟土到港交货。杜月笙只好去重庆找戴笠。也幸亏遇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沦陷，香港商人一时无暇顾及生意，没有来得及找杜月笙算账。

毕竟杜月笙还讲信用，到重庆后，他催促戴笠尽快把货运出去，不能在香港交货，便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实际上，戴笠早把运送土烟的车辆准备好了，只是最后一关没有打通。出口大宗土烟，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通行证明。

杜月笙一听卡在孔祥熙手里，心里埋怨戴笠不早说。他出马了，而范绍增也因此得了利。

当时孔祥熙就住在范绍增的私产范庄，范和孔经常见面。杜月笙贿赂孔祥熙的手法很直接很简单，但对范绍增面授机宜的过程却有些复杂。据范回忆：

杜到重庆后，有天他找我去，把这一经过告诉我之后，便拿出一张500万元的支票给我，叫我去送给孔祥熙。他先叫我对孔说，他要我给孔买点东西，我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去，请孔自己去买。

我受了杜的委托，照着杜让我说的话向孔谈过以后，便把支票交给了孔。孔接过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关照过我，只要孔收下便不必再说什么，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

范绍增回来告诉杜月笙，孔祥熙收下了支票。杜立刻抓起电话通知戴笠说：“货物马上准备起运”。次日，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通行证件便拿到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几十辆卡车的土烟顺利地送到了广西镇南关去交货。

范绍增只不过替杜月笙转手了一张支票，说了几句话，就轻易地分到了100万元。那时法币还没有贬值，黄金才320元每两，100万可以买到3000两黄金。可见，这桩烟土生意，让杜月笙和戴笠又发了大财。

范绍增照

范绍增与杜月笙合伙假赌

杜月笙和范绍增都好赌，在重庆时，住在南岸汪山，三天两头去来龙巷13号范绍增家里赌钱。当时重庆禁赌，戴笠却授意侦缉队暗中保护他们。侦缉队队部同在来龙巷内，保护方便。

范绍增曾在上海时与杜月笙一起做假大赌，着实赢了好多银洋。经常在杜家参赌的除杜、范外，还有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刘航琛、康心之等人。吴启鼎先后输掉过九万多美金。赢得来的钱，范和杜三七分。范绍增一次可以分到几千或上万美元。

范绍增（剧照）

范绍增和杜月笙暗地里参与反蒋活动

杜月笙到重庆后，感到很压抑，因为不能像在上海一样为所欲为。他几次对范绍增说：“一日无权，人人都嫌。”在重庆和杜关系较好的只有孔祥熙、戴笠、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等少数人。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中正对他的冷淡。蒋认为在四川的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二个青洪帮的头子压一压。孔祥熙特意劝杜要小心谨慎，不要被蒋找到借口。杜虽然他估计到蒋要杀也不会杀到他的头上，但很反感蒋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他对范绍增和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没多久，蒋中正果然对帮会开了刀，以看到新兵死于机房街罗汉寺为借口，枪毙了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这就引起了四川袍哥的愤怒。杨虎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被蒋重用，早已十分不满，便到处挑拨，鼓动袍哥一定要借这事，名正言顺地大闹一场。

戴笠得到袍哥准备闹事的情报后，调集大批武装特务也虎视眈眈地准备着，眼看一场流血案就要发生时，杜月笙出面劝阻。杜对袍哥头目说，不能这样瞎来。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先生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抓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袍哥头目们在他劝说下，也冷静下来，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好结果。这件事才慢慢平息下去。

范绍增一直以为杜月笙对蒋中正非常忠实，和戴笠也像是无话不谈。但有一件范绍增亲身经历的事，使范知道了杜曾暗中和人进行过反蒋的活动。

1942年，在前线打了胜仗的范绍增，却被蒋中正调任为有职无权的第十集团军副司令，一气之下回到回到重庆。有一天，曾任过蒋中正参谋长的杨杰，请杜月笙和范绍增、黄琪翔、章伯钧、杨虎五个人到他南岸的家里去吃饭。饭后，杨杰提出请在座五人参加一个什么组织，还念了范听不清楚的东西。杜月笙同意参加。

范绍增非常相信杜月笙，认为杜考虑问题一向仔细周全，跟他在一起吃不了亏。所以一看杜同意参加，范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范绍增回忆说：

出来时，杜便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来，并说连顾嘉棠都不能让他知道。我相信杜也绝对没有告诉戴笠，要不杨杰早就被杀掉了。

多年以后，范绍增在北京问黄琪翔，那次杨杰搞的是什么组织？黄琪翔说，杨那时就在搞反蒋活动。

网上百科范绍增词条中，有范与黄琪翔、章伯钧、杨虎在杨杰家里参加反将活动的叙述，但漏了杜月笙，而且多年后范绍增在回忆中，说自己搞不清那次参加的是什么活动。他没有借机标榜自己的觉悟，这就是傻的可爱的范哈儿。

范绍增故里

范绍增靠杜月笙指点发了一笔横财

1945年9月3日，杜月笙带着一帮人，从浙江淳安到达上海，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到上海的接收大员。他和戴笠勾结，大发接收财。范绍增经杜月笙帮忙，也轻而易举地发了一笔横财。

1946年某月，范绍增听人说，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将整个仓库里的物资，一次性买进，再卖出，利润巨大，但需要找到门路。范绍增、顾嘉棠、张君生三人合计，认为这笔生意机会不可错过。

范绍增向杜月笙讨教。杜说，你请敌伪物资管理局长刘攻芸吃顿饭，由他出面说，这个人情刘攻芸会卖的。

范绍增也认识刘攻芸，可只是点头交情。他照杜的意思，请刘攻芸到他家吃饭，特意向刘点明，届时杜月笙会来作陪。

酒醉饭饱之间，范便向刘提出要求包买一间仓库所有物资。刘攻芸稍一犹豫，杜月笙立即插嘴说:“这些东西都是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刘攻芸只好答应下来了。席间还商定，不需要范付给现款，由范开的福华银行出一张期票便妥。这样一来，一间仓库里的物资，等于完全白送给了范绍增等人。

范绍增等将仓库里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物资卖出后，他一人就赚了黄金三千多两。

范绍增见证杜月笙走下坡路

范绍增几乎每年去上海，一去必和杜月笙在一起，并两次参加了杜一生中最热闹的场面。前一次是1931年6月10日，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他见识了杜月笙大走红运的显赫声势。当时有几万人参加了落成典礼，有头有脑的人物就有一万余人，此盛况网上可查阅。

后一次是1947年9月，杜月笙60岁生日仪式。这次，范绍增不但参与了杜生日筹备过程，而且还意识到了杜正在走下坡路。当时参加祝寿酒会的头头脑脑仅三百多人。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身死后，杜便逐渐失去了往日光彩。到上海的接收大员，包括CC系、实力派汤恩伯、中统、甚至军统的头面人物，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其实已不把他放在眼里。再说租界没有了，他赖以生存的基础失去了，他的恶势力再也敌不过这许多掌握特权、军权的大小饿狼。交情在切身利益冲突面前，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所以杜月笙无限怀念戴笠。在上海主持戴笠的追悼会时落下沉痛的泪水，以后和范绍增一谈起戴来，还是泪盈眼眶。1948年2月，杜月笙到南京，和洪兰友（时任社会部次长）一道赴灵谷寺戴笠坟前凭吊。杜到墓前，深深地行了三鞠躬礼，久久才离开，足见杜和戴的关系之深。

老年杜月笙

杜月笙终于尝到了失势之后，从未遇到过的难堪之事。

他想当上海市市长，可是蒋中正却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他又想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不料CC系又把潘公展推出来，抢了这个位置。弄去弄来，只弄到一个上海市参议员的职位。

他的门生，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公开向他要退门生帖，并在报纸上攻击他；他家的总管，一向倚仗他的势力，在上海横行惯了的万墨林被拘捕了；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建丰以“囤货炒股”的罪名逮捕，并判处了6个月徒刑。

所有这些打击，一下子把杜气死过去，瘫倒在床上，一个多月不出门不见人。范绍增去看望他，杜月笙气愤地说:“我捧蒋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接着气喘吁吁一阵后，又长叹一声说：“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1948年3月，杜月笙作为行宪国大代表，去南京开会，他又想选入主席团去露露脸。如果不是范绍增帮了他一把，他也上不了主席台。

杜月笙以为在南京的老朋友会支持他，入主席团不是难事，可是一摸情况心里非常沮丧，支持他的可靠票少得出他意外。如果要他坐在下面而登不上主席台，又是一件十分丢面子的事。

于是他连夜找范绍增商量。范立刻答应尽力帮忙，情绪低落的他才转忧为喜。杜告诉范还差四票，范绍增保险起见，给他拉来六票。计票时，果然答应他的四票中少了两票，而范多给他的两票刚好选上。总算杜在南京露了一次面。

1949年初，杜月笙和范绍增分别将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11号的房子卖出，杜月笙卖给了美国人，得了60万美元，范绍增卖了170根金条。不久，范绍增回到了四川，以后一直留在了内地；杜月笙则带着这笔款逃到香港当了寓公。

上海东湖路杜宅旧址

范绍增、杜月笙两人的结局大不同。抗战期间范绍增率领第88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1940年的宜兴战场上，击败第22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的二万多日伪军；在1941年又在浙江战场上击败日军，收复了余杭。他立下赫赫战功，可蒋中正并未重用他。1949年12月，范绍增率所部四万余人在四川起义。他活到了83岁。

杜月笙一生传奇而复杂。虽然他在抗战等期间做了一些好事，有爱国行为，但洗白不了他的罪行。他做了大量令人发指的坏事，以至到末了想留在上海而不敢留，到海峡对岸又不想去，只好怀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香港落寞而死。他只活到了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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